醒来已是九七年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，春。。。三月的天，哪来的蝉？，入目的不是出租屋发霉的天花板，而是一块斑驳的黑板。黑板上用白色粉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：“中考倒计时：87天。加油！冲刺县一中！”。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，看见自己的手——一只少年的手，指节分明，皮肤粗糙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灰，但没有前世那双四十五岁男人的手应有的老茧和皱纹。。“林哥！林哥！”旁边有人推他，压着嗓子喊，“张老师来了！你还睡！”，看见一张黝黑的圆脸，浓眉大眼，嘴角有一颗痣。。，因为长得敦实，从小被人叫“二狗”。苏林的同桌，也是他在青石沟从小玩到大的发小。。
李二狗。他想起前世最后一次听到这个名字，是三十五岁那年回村，听母亲说李二狗在县城开出租车，出了车祸，人没了。
“林哥？你咋了？脸这么白？”李二狗凑过来，伸手在他额头上探了探，“没发烧啊。”
苏林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教室前门被推开了。
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走进来，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衬衫，腋下夹着一沓试卷，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。
班主任张老师。
张建国，教数学，是青石沟中学最年轻的老师，也是唯一一个科班出身的老师。他对苏林一直很好，初三那年多次找他谈话，鼓励他冲刺县一中。
苏林记得，前世张老师后来调去了县教育局，当了副局长。但苏林一直没脸去找他——一个一事无成的学生，怎么好意思去见恩师？
“都坐好。”张老师把试卷往讲台上一放，目光扫过教室，在苏林脸上停了一瞬，“这节课讲上次月考的卷子。苏林，你这次数学考了112分，全班第三。但最后一道大题不该错，你上来做一遍。”
苏林机械地站起来，走向讲台。
他经过过道的时候，余光扫过教室里一张张年轻的脸——前排扎马尾的是班长赵小燕，后排趴着睡觉的是王大伟，靠窗那个瘦高个是陈明亮……
这些人，前世他大多再也没有见过。
他拿起粉笔，看了一眼题目。
一道二次函数的综合题。对四十五岁的他来说，这连“简单”都算不上——他在深圳打工那些年，为了考一个建造师证，学过更高深的数学。
他刷刷刷写下答案，步骤清晰，字迹工整。
张老师站在旁边看着，眼神从审视变成惊讶，最后点了点头：“做得很好。下去吧。”
苏林回到座位上，李二狗又凑过来，小声说：“林哥，你今天状态不对啊。平时你做这道题没这么顺。”
苏林没说话。
他脑子里乱成一团。
前世最后的记忆碎片还在眼前晃动——深圳，出租屋，一瓶二锅头，手机屏幕上“裁员通知”四个字，然后是……然后就没有了。
四十五岁，一事无成。
在深圳漂了二十年，做过流水线工人，跑过销售，开过小加工厂，起起落落，最后什么都没落下。没结婚，没房子，没存款。母亲打电话来催他回家过年，他说工作忙，其实是不敢回去。
不敢面对满头白发的母亲，不敢面对坐在轮椅上的大哥，不敢面对那个被生活压垮的家。
然后他就死了？还是醉了？还是……
“铃——”
下课铃响了。
苏林几乎是弹射般站起来，抓起书包就往外走。
“哎！林哥！等我！”李二狗在后面喊。
苏林没回头，他几乎是跑着出了校门。
青石沟中学在镇上，从学校回村要走四十分钟山路。
苏林一路走，一路看。
这条路他前世走过无数次，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后来村里修了水泥路，再后来他去了深圳，就再也没走过这条路。
现在它还是土路，坑坑洼洼，两边是刚返青的麦田。远处是连绵的山，山上的树还没长出新叶，灰蒙蒙的一片。空气里有泥土和牛粪的味道。
熟悉又陌生。
走了大约半小时，他看到了村口那棵老槐树。
老槐树有上百年了，树干粗得三个大人合抱不过来，树冠遮天蔽日。树下摆着几块青石板，是村里人夏天乘凉的地方。
苏林站在老槐树下，仰头看着那些刚冒出的新芽，鼻子一酸。
他继续往里走。
村子不大，四五十户人家，依山而建，错落有致。房子大多是土墙青瓦，有些墙皮已经剥落，露出里面的黄泥和稻草。村道是石板铺的，坑坑洼洼，路边堆着柴火垛和粪堆。
一切都是九十年代末中国农村最普通的样子。
苏林走到自家院门前，停下了脚步。
院墙是用石头垒的，不到一人高。院门是两扇木门，漆皮剥落，门环是一只生锈的铁圈。
他推开院门，走进去。
院子不大，打扫得还算干净。靠墙根种着一排鸡冠花，还没开。东边是猪圈，一头半大的黑猪正在哼哼唧唧。西边是鸡窝，用木板钉的，歪歪斜斜。
一个中年女人蹲在鸡窝前，手里端着一个瓷盆，正在喂鸡。
她穿着蓝色碎花的旧外套，头发用一根黑色橡皮筋扎着，鬓角有几根白发。她弯着腰，嘴里“咕咕咕”地叫着，把盆里的玉米面撒在地上。
苏林站在她身后，看着她微微佝偻的背影，喉咙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掐住了。
妈。
王秀英，四十岁，但看起来像五十岁。前世的她，在父亲去世后迅速衰老，六十岁头发就全白了，背也驼了，走几步路就喘。苏林每次打电话回去，她都说“妈没事，你好好的就行”。
“妈。”
苏林喊了一声。
声音很轻，像是怕惊动什么。
王秀英回过头，看见儿子站在身后，愣了一下：“回来了？咋今天回来这么早？”
“放学早。”苏林说。他的声音在发抖，但王秀英没听出来。
“那你先去写作业，饭一会儿就好。”王秀英说完又转过身去喂鸡，“今天做了红薯稀饭，给你卧了个鸡蛋。”
苏林看着母亲的背影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
他记得，前世的母亲就是这样，把家里唯一的鸡蛋省给他吃，自己啃红薯、喝稀饭。他那时心安理得地吃着，觉得这是应该的——他要读书，要考学，家里所有的好东西都应该给他。
现在想来，那是他这辈子做过的最混蛋的事。
“妈。”他又喊了一声。
“嗯？”王秀英头也没回。
“没事。”苏林吸了吸鼻子，“我就是想叫你一声。”
“这孩子，今天咋了？神神叨叨的。”王秀英笑骂了一句，端着盆子去了厨房。
苏林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，然后朝堂屋走去。
堂屋不大，一张八仙桌，几把木椅，墙上贴着一张年画和一个奖状——那是苏林去年得的“三好学生”。八仙桌上摆着一个暖水瓶和几个搪瓷杯，桌腿下面垫着砖头，因为地面不平。
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趴在桌边写作业，手里握着一支短得不能再短的铅笔，字写得工工整整。
苏梅。妹妹。今年十二岁，在镇上读六年级。
她穿着姐姐——不，她没有姐姐，穿的是苏林淘汰下来的旧衣服，袖子挽了两道，显得有点滑稽。但她长得好看，眉眼清秀，笑起来有两个酒窝。
前世，苏梅初三毕业就辍了学。不是成绩不好——她成绩一直是年级前三。是家里供不起。三个孩子同时读书，父亲又有病，大哥在工地上挣的那点钱根本不够。
后来她十八岁就嫁了人，嫁到了隔壁镇，男人是个酒鬼，喝醉了就打人。苏林知道后去找那个男人算账，被人家兄弟三个打了一顿。再后来，苏梅生了两个孩子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三十出头的人看起来像四十多。
苏林一直觉得，是他欠妹妹的。
“梅梅。”苏林走过去，在她旁边坐下。
“哥。”苏梅抬起头，冲他笑了笑，“你今天回来好早。”
“嗯。作业多吗？”
“不多，快写完了。”苏梅晃了晃手里那截铅笔头，“哥，你能不能帮我买支新铅笔？这支太短了，握着手指疼。”
苏林看着那截不到五厘米的铅笔，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。
“买。明天哥就去镇上给你买。”他说。
“真的？”苏梅眼睛亮了。
“真的。买一盒。”
苏梅高兴地笑了，露出两个小酒窝。但笑完又犹豫了：“哥，还是别买了。你的铅笔也不多了，留着你自己用。我用这个还能写。”
苏林伸手摸了摸她的头：“傻丫头，哥说了买就买。”
苏梅没再说什么，低下头继续写作业。但她的嘴角一直翘着。
苏林站起身，走到东边的厢房。
这是他住的地方。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屋子，一张木板床，一张小书桌，一把椅子。墙上贴着几张球星海报——那是他前世的喜好，现在看来有点可笑。
书桌上摞着几本课本和习题册，最上面是一本翻开的《数学中考冲刺》。
苏林拿起那本书，随手翻了翻。
书页上有他前世的笔记，字迹稚嫩，歪歪扭扭。有一道题的旁边用红笔写着一行小字：“一定要考上县一中！”
他看着那行字，苦笑了一下。
县一中。
前世他拼了命想考，最后差了几分，去了县二中。三年高中，家里砸锅卖铁供他，大哥在工地上累死累活，母亲把能卖的都卖了。
然后呢？他考了个大专，去了深圳，二十年一事无成。
如果——如果他没有去读高中，没有去深圳，而是留下来，留在这个村子里，会不会不一样？
苏林坐在床上，闭上眼睛。
前世三十五年的记忆像潮水一样涌来——
大哥苏军，十九岁，在县城工地上打工。前世那年秋天，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，右腿粉碎性骨折。包工头跑了，医药费全是家里出的。大哥瘸了一条腿，再也干不了重活，后来娶了个哑巴媳妇，日子过得苦不堪言。
妹妹苏梅，十五岁，初三毕业，成绩全县前二十。家里实在供不起，她主动说“我不读了”，然后去了镇上的一家服装厂。十八岁嫁人，嫁了个酒鬼。
弟弟苏强，十四岁，初二，调皮捣蛋，成绩一塌糊涂。前世没人管他，他初三没读完就辍了学，在县城混社会，后来因为打架斗殴进了少管所。
父亲苏德厚，四十二岁，身体已经开始垮了。腰病、胃病，还有肝的问题。前世他五十岁那年查出肝癌晚期，从确诊到走，只有半年。
母亲王秀英，四十岁，操持着这个家，把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。前世父亲走后，她一个人撑着，六十岁头发全白，七十岁走不动路。
苏林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的手在抖。
不是害怕，是愤怒。
对前世的自己愤怒。
那个一事无成、浑浑噩噩、辜负了所有人的自己。
“不会了。”他低声说，声音沙哑，“这一世，不会了。”
他站起来，走到书桌前，拉开抽屉。
抽屉里有一本黑色硬壳笔记本，那是他的日记本。他翻开第一页，上面写着——
“1997年3月2日，晴。今天张老师找我谈话，说我有希望冲县一中。我很高兴，但也很担心。家里没钱，大哥在工地上挣钱很辛苦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苏林看了一会儿，翻到最后一页，拿起笔，写下一行字——
“1997年3月15日。我回来了。”
他放下笔，走出房间。
院子里，父亲苏德厚正在劈柴。
苏德厚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，中等个子，瘦削，脸上有风吹日晒留下的沟壑。他穿着一件打着补丁的灰色中山装，袖子挽到手肘，露出青筋毕露的小臂。
他劈柴的动作很熟练，斧头扬起，落下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木柴应声裂开。
但苏林注意到，父亲每劈几下就要停下来，用手撑着腰，眉头紧皱。
腰病。前世就是这腰病拖垮了他的身体，后来又引发了其他毛病。
“爸。”苏林走过去。
“嗯。”苏德厚应了一声，没抬头，继续劈柴。
“我来吧。”
苏德厚抬起头，看了儿子一眼：“你写作业去。”
“写完了。”
“那去看书。不是要中考了吗？”
苏林没动，而是走过去，从父亲手里拿过斧头。苏德厚愣了一下，想说什么，但看到儿子眼神里的某种东西，莫名地松了手。
苏林举起斧头，劈下去。
前世他在深圳的工厂里干过搬运工，劈柴这点活不算什么。但十五岁的身体到底瘦弱，几下就出了汗。
苏德厚站在旁边看着，点了根旱烟，没说话。
“爸。”苏林一边劈柴一边说，“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我不想考县一中了。”
斧头停在半空。
院子里安静了三秒钟。
苏德厚手里的烟头掉在地上。
“你说什么？”他的声音沙哑，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。
苏林放下斧头，转过身，面对父亲。
“爸，我不想考县一中了。”他重复了一遍，声音平静。
“你疯了？”苏德厚的脸涨红了，“你成绩那么好，张老师都说你有希望——”
“爸，你听我说完。”苏林打断他，“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我也知道，县一中是全县最好的高中，考上了就有机会上好大学。但爸，你算过账吗？”
苏德厚愣住了。
“县一中，一年学费加住宿费、书本费，少说也要一千五。三年就是四千五。再加上生活费，三年下来，最少也要七八千。”苏林一字一句地说，“咱家拿不出这个钱。”
苏德厚的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但没说出来。
“大哥在工地上，一个月挣五百块，一年六千。听起来不少，但他要吃饭、要租房，能寄回家的，一年也就三四千。这些钱，要供我读书，要供梅梅读书，要给强子交学费，还要给你看病。”苏林的声音越来越低，“爸，咱家的账本，我看过了。”
苏德厚的脸色铁青：“谁让你翻账本的？”
“没人让我翻。但我不是瞎子。”苏林直视着父亲的眼睛，“爸，你腰疼得直不起来，还舍不得去医院看，因为拍个片子要一百多。妈把鸡蛋都省给我吃，自己啃红薯。大哥在工地上一天干十二个小时，手都磨烂了——”
“够了！”苏德厚吼了一声，声音在院子里回荡。
厢房里，苏梅被吓得笔都掉了。厨房里，王秀英端着一碗稀饭走出来，愣在门口。
苏林没有退缩。
他站在那里，瘦削的身体笔直，眼睛红红的，但没有哭。
“爸，”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很坚定，“我不考县一中了。不是放弃，是换一条路走。”
“换什么路？”苏德厚的胸膛剧烈起伏，“你不读书，能干什么？跟我种地？跟你妈喂鸡？”
“对。”苏林说，“喂鸡。”
院子里又安静了。
苏德厚看着儿子，像是看一个陌生人。
王秀英端着碗站在厨房门口，眼泪吧嗒吧嗒掉。
苏梅从堂屋探出头来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看到母亲哭了，自己也跟着红了眼眶。
苏林深吸一口气，说：“爸，妈，给我三个月。”
“三个月？”王秀英抹着眼泪问。
“三个月。如果我能把家里的鸡养出个名堂来，你们就别劝我读书了。如果养砸了，我乖乖回学校，考县一中，考上了砸锅卖铁也去读。”
苏德厚和王秀英对视了一眼。
“你……你打算怎么养？”苏德厚的声音低了下来。
苏林没有立刻回答。
他走到院子中间，转过身，面对着父母和探出头来的妹妹。夕阳的余晖照在他身上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“爸，妈，”他说，声音不大，却每个字都清清楚楚，“我做过一个梦。在那个梦里，我去读了高中，考了大专，去了深圳，打了二十年工，最后……什么都没剩下。大哥伤了腿，梅梅没书读，强子走了歪路，你……你没到五十就走了。”
院子里静得可怕。
“那个梦太长了，长得像一辈子。”苏林的眼眶红了，但他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，“醒来之后，我就在教室里了。我不知道那个梦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但我不想让它变成真的。”
他看向母亲：“妈，我不想看你六十岁头发全白。”
他看向父亲：“爸，我不想你五十岁就走。”
他看向堂屋门口：“梅梅，我不想你初中毕业就辍学。”
他的声音在发抖，但他的眼神很坚定。
“所以，我要换一条路走。可能很难，可能所有人都会笑我，但我不怕。”
王秀英手里的碗“啪”地掉在地上，稀饭洒了一地。她捂着嘴，哭出了声。
苏德厚站在原地，嘴唇哆嗦着，眼眶通红。他想说点什么，但喉咙像是被堵住了。
最后，他只是重重地点了一下头。
苏林笑了，笑得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
那天晚上，苏家的晚饭吃了很久。
红薯稀饭，一碟咸菜，一小碗炒鸡蛋——还是专门给苏林补身体的。
苏林把那碗炒鸡蛋分给了父亲、母亲、苏梅，还有放学回来的弟弟苏强。
苏强不明所以，大口大口地吃着，嘴里还嘟囔：“哥，你今天咋了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”
苏林没理他，低头喝了一口稀饭。
红薯很甜，稀饭很稠，是前世的他再也吃不到的味道。
他在心里默默地说：这一世，我会把所有人都护住。一个都不会少。
窗外，月亮升起来了，照在青石沟的山洼上。
远处有狗叫声，有虫鸣声，有风吹过麦田的声音。
这是1997年的春天。
一切才刚刚开始。
李二狗。他想起前世最后一次听到这个名字，是三十五岁那年回村，听母亲说李二狗在县城开出租车，出了车祸，人没了。
“林哥？你咋了？脸这么白？”李二狗凑过来，伸手在他额头上探了探，“没发烧啊。”
苏林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教室前门被推开了。
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走进来，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衬衫，腋下夹着一沓试卷，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。
班主任张老师。
张建国，教数学，是青石沟中学最年轻的老师，也是唯一一个科班出身的老师。他对苏林一直很好，初三那年多次找他谈话，鼓励他冲刺县一中。
苏林记得，前世张老师后来调去了县教育局，当了副局长。但苏林一直没脸去找他——一个一事无成的学生，怎么好意思去见恩师？
“都坐好。”张老师把试卷往讲台上一放，目光扫过教室，在苏林脸上停了一瞬，“这节课讲上次月考的卷子。苏林，你这次数学考了112分，全班第三。但最后一道大题不该错，你上来做一遍。”
苏林机械地站起来，走向讲台。
他经过过道的时候，余光扫过教室里一张张年轻的脸——前排扎马尾的是班长赵小燕，后排趴着睡觉的是王大伟，靠窗那个瘦高个是陈明亮……
这些人，前世他大多再也没有见过。
他拿起粉笔，看了一眼题目。
一道二次函数的综合题。对四十五岁的他来说，这连“简单”都算不上——他在深圳打工那些年，为了考一个建造师证，学过更高深的数学。
他刷刷刷写下答案，步骤清晰，字迹工整。
张老师站在旁边看着，眼神从审视变成惊讶，最后点了点头：“做得很好。下去吧。”
苏林回到座位上，李二狗又凑过来，小声说：“林哥，你今天状态不对啊。平时你做这道题没这么顺。”
苏林没说话。
他脑子里乱成一团。
前世最后的记忆碎片还在眼前晃动——深圳，出租屋，一瓶二锅头，手机屏幕上“裁员通知”四个字，然后是……然后就没有了。
四十五岁，一事无成。
在深圳漂了二十年，做过流水线工人，跑过销售，开过小加工厂，起起落落，最后什么都没落下。没结婚，没房子，没存款。母亲打电话来催他回家过年，他说工作忙，其实是不敢回去。
不敢面对满头白发的母亲，不敢面对坐在轮椅上的大哥，不敢面对那个被生活压垮的家。
然后他就死了？还是醉了？还是……
“铃——”
下课铃响了。
苏林几乎是弹射般站起来，抓起书包就往外走。
“哎！林哥！等我！”李二狗在后面喊。
苏林没回头，他几乎是跑着出了校门。
青石沟中学在镇上，从学校回村要走四十分钟山路。
苏林一路走，一路看。
这条路他前世走过无数次，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后来村里修了水泥路，再后来他去了深圳，就再也没走过这条路。
现在它还是土路，坑坑洼洼，两边是刚返青的麦田。远处是连绵的山，山上的树还没长出新叶，灰蒙蒙的一片。空气里有泥土和牛粪的味道。
熟悉又陌生。
走了大约半小时，他看到了村口那棵老槐树。
老槐树有上百年了，树干粗得三个大人合抱不过来，树冠遮天蔽日。树下摆着几块青石板，是村里人夏天乘凉的地方。
苏林站在老槐树下，仰头看着那些刚冒出的新芽，鼻子一酸。
他继续往里走。
村子不大，四五十户人家，依山而建，错落有致。房子大多是土墙青瓦，有些墙皮已经剥落，露出里面的黄泥和稻草。村道是石板铺的，坑坑洼洼，路边堆着柴火垛和粪堆。
一切都是九十年代末中国农村最普通的样子。
苏林走到自家院门前，停下了脚步。
院墙是用石头垒的，不到一人高。院门是两扇木门，漆皮剥落，门环是一只生锈的铁圈。
他推开院门，走进去。
院子不大，打扫得还算干净。靠墙根种着一排鸡冠花，还没开。东边是猪圈，一头半大的黑猪正在哼哼唧唧。西边是鸡窝，用木板钉的，歪歪斜斜。
一个中年女人蹲在鸡窝前，手里端着一个瓷盆，正在喂鸡。
她穿着蓝色碎花的旧外套，头发用一根黑色橡皮筋扎着，鬓角有几根白发。她弯着腰，嘴里“咕咕咕”地叫着，把盆里的玉米面撒在地上。
苏林站在她身后，看着她微微佝偻的背影，喉咙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掐住了。
妈。
王秀英，四十岁，但看起来像五十岁。前世的她，在父亲去世后迅速衰老，六十岁头发就全白了，背也驼了，走几步路就喘。苏林每次打电话回去，她都说“妈没事，你好好的就行”。
“妈。”
苏林喊了一声。
声音很轻，像是怕惊动什么。
王秀英回过头，看见儿子站在身后，愣了一下：“回来了？咋今天回来这么早？”
“放学早。”苏林说。他的声音在发抖，但王秀英没听出来。
“那你先去写作业，饭一会儿就好。”王秀英说完又转过身去喂鸡，“今天做了红薯稀饭，给你卧了个鸡蛋。”
苏林看着母亲的背影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
他记得，前世的母亲就是这样，把家里唯一的鸡蛋省给他吃，自己啃红薯、喝稀饭。他那时心安理得地吃着，觉得这是应该的——他要读书，要考学，家里所有的好东西都应该给他。
现在想来，那是他这辈子做过的最混蛋的事。
“妈。”他又喊了一声。
“嗯？”王秀英头也没回。
“没事。”苏林吸了吸鼻子，“我就是想叫你一声。”
“这孩子，今天咋了？神神叨叨的。”王秀英笑骂了一句，端着盆子去了厨房。
苏林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，然后朝堂屋走去。
堂屋不大，一张八仙桌，几把木椅，墙上贴着一张年画和一个奖状——那是苏林去年得的“三好学生”。八仙桌上摆着一个暖水瓶和几个搪瓷杯，桌腿下面垫着砖头，因为地面不平。
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趴在桌边写作业，手里握着一支短得不能再短的铅笔，字写得工工整整。
苏梅。妹妹。今年十二岁，在镇上读六年级。
她穿着姐姐——不，她没有姐姐，穿的是苏林淘汰下来的旧衣服，袖子挽了两道，显得有点滑稽。但她长得好看，眉眼清秀，笑起来有两个酒窝。
前世，苏梅初三毕业就辍了学。不是成绩不好——她成绩一直是年级前三。是家里供不起。三个孩子同时读书，父亲又有病，大哥在工地上挣的那点钱根本不够。
后来她十八岁就嫁了人，嫁到了隔壁镇，男人是个酒鬼，喝醉了就打人。苏林知道后去找那个男人算账，被人家兄弟三个打了一顿。再后来，苏梅生了两个孩子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三十出头的人看起来像四十多。
苏林一直觉得，是他欠妹妹的。
“梅梅。”苏林走过去，在她旁边坐下。
“哥。”苏梅抬起头，冲他笑了笑，“你今天回来好早。”
“嗯。作业多吗？”
“不多，快写完了。”苏梅晃了晃手里那截铅笔头，“哥，你能不能帮我买支新铅笔？这支太短了，握着手指疼。”
苏林看着那截不到五厘米的铅笔，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。
“买。明天哥就去镇上给你买。”他说。
“真的？”苏梅眼睛亮了。
“真的。买一盒。”
苏梅高兴地笑了，露出两个小酒窝。但笑完又犹豫了：“哥，还是别买了。你的铅笔也不多了，留着你自己用。我用这个还能写。”
苏林伸手摸了摸她的头：“傻丫头，哥说了买就买。”
苏梅没再说什么，低下头继续写作业。但她的嘴角一直翘着。
苏林站起身，走到东边的厢房。
这是他住的地方。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屋子，一张木板床，一张小书桌，一把椅子。墙上贴着几张球星海报——那是他前世的喜好，现在看来有点可笑。
书桌上摞着几本课本和习题册，最上面是一本翻开的《数学中考冲刺》。
苏林拿起那本书，随手翻了翻。
书页上有他前世的笔记，字迹稚嫩，歪歪扭扭。有一道题的旁边用红笔写着一行小字：“一定要考上县一中！”
他看着那行字，苦笑了一下。
县一中。
前世他拼了命想考，最后差了几分，去了县二中。三年高中，家里砸锅卖铁供他，大哥在工地上累死累活，母亲把能卖的都卖了。
然后呢？他考了个大专，去了深圳，二十年一事无成。
如果——如果他没有去读高中，没有去深圳，而是留下来，留在这个村子里，会不会不一样？
苏林坐在床上，闭上眼睛。
前世三十五年的记忆像潮水一样涌来——
大哥苏军，十九岁，在县城工地上打工。前世那年秋天，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，右腿粉碎性骨折。包工头跑了，医药费全是家里出的。大哥瘸了一条腿，再也干不了重活，后来娶了个哑巴媳妇，日子过得苦不堪言。
妹妹苏梅，十五岁，初三毕业，成绩全县前二十。家里实在供不起，她主动说“我不读了”，然后去了镇上的一家服装厂。十八岁嫁人，嫁了个酒鬼。
弟弟苏强，十四岁，初二，调皮捣蛋，成绩一塌糊涂。前世没人管他，他初三没读完就辍了学，在县城混社会，后来因为打架斗殴进了少管所。
父亲苏德厚，四十二岁，身体已经开始垮了。腰病、胃病，还有肝的问题。前世他五十岁那年查出肝癌晚期，从确诊到走，只有半年。
母亲王秀英，四十岁，操持着这个家，把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。前世父亲走后，她一个人撑着，六十岁头发全白，七十岁走不动路。
苏林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的手在抖。
不是害怕，是愤怒。
对前世的自己愤怒。
那个一事无成、浑浑噩噩、辜负了所有人的自己。
“不会了。”他低声说，声音沙哑，“这一世，不会了。”
他站起来，走到书桌前，拉开抽屉。
抽屉里有一本黑色硬壳笔记本，那是他的日记本。他翻开第一页，上面写着——
“1997年3月2日，晴。今天张老师找我谈话，说我有希望冲县一中。我很高兴，但也很担心。家里没钱，大哥在工地上挣钱很辛苦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苏林看了一会儿，翻到最后一页，拿起笔，写下一行字——
“1997年3月15日。我回来了。”
他放下笔，走出房间。
院子里，父亲苏德厚正在劈柴。
苏德厚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，中等个子，瘦削，脸上有风吹日晒留下的沟壑。他穿着一件打着补丁的灰色中山装，袖子挽到手肘，露出青筋毕露的小臂。
他劈柴的动作很熟练，斧头扬起，落下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木柴应声裂开。
但苏林注意到，父亲每劈几下就要停下来，用手撑着腰，眉头紧皱。
腰病。前世就是这腰病拖垮了他的身体，后来又引发了其他毛病。
“爸。”苏林走过去。
“嗯。”苏德厚应了一声，没抬头，继续劈柴。
“我来吧。”
苏德厚抬起头，看了儿子一眼：“你写作业去。”
“写完了。”
“那去看书。不是要中考了吗？”
苏林没动，而是走过去，从父亲手里拿过斧头。苏德厚愣了一下，想说什么，但看到儿子眼神里的某种东西，莫名地松了手。
苏林举起斧头，劈下去。
前世他在深圳的工厂里干过搬运工，劈柴这点活不算什么。但十五岁的身体到底瘦弱，几下就出了汗。
苏德厚站在旁边看着，点了根旱烟，没说话。
“爸。”苏林一边劈柴一边说，“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我不想考县一中了。”
斧头停在半空。
院子里安静了三秒钟。
苏德厚手里的烟头掉在地上。
“你说什么？”他的声音沙哑，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。
苏林放下斧头，转过身，面对父亲。
“爸，我不想考县一中了。”他重复了一遍，声音平静。
“你疯了？”苏德厚的脸涨红了，“你成绩那么好，张老师都说你有希望——”
“爸，你听我说完。”苏林打断他，“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我也知道，县一中是全县最好的高中，考上了就有机会上好大学。但爸，你算过账吗？”
苏德厚愣住了。
“县一中，一年学费加住宿费、书本费，少说也要一千五。三年就是四千五。再加上生活费，三年下来，最少也要七八千。”苏林一字一句地说，“咱家拿不出这个钱。”
苏德厚的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但没说出来。
“大哥在工地上，一个月挣五百块，一年六千。听起来不少，但他要吃饭、要租房，能寄回家的，一年也就三四千。这些钱，要供我读书，要供梅梅读书，要给强子交学费，还要给你看病。”苏林的声音越来越低，“爸，咱家的账本，我看过了。”
苏德厚的脸色铁青：“谁让你翻账本的？”
“没人让我翻。但我不是瞎子。”苏林直视着父亲的眼睛，“爸，你腰疼得直不起来，还舍不得去医院看，因为拍个片子要一百多。妈把鸡蛋都省给我吃，自己啃红薯。大哥在工地上一天干十二个小时，手都磨烂了——”
“够了！”苏德厚吼了一声，声音在院子里回荡。
厢房里，苏梅被吓得笔都掉了。厨房里，王秀英端着一碗稀饭走出来，愣在门口。
苏林没有退缩。
他站在那里，瘦削的身体笔直，眼睛红红的，但没有哭。
“爸，”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很坚定，“我不考县一中了。不是放弃，是换一条路走。”
“换什么路？”苏德厚的胸膛剧烈起伏，“你不读书，能干什么？跟我种地？跟你妈喂鸡？”
“对。”苏林说，“喂鸡。”
院子里又安静了。
苏德厚看着儿子，像是看一个陌生人。
王秀英端着碗站在厨房门口，眼泪吧嗒吧嗒掉。
苏梅从堂屋探出头来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看到母亲哭了，自己也跟着红了眼眶。
苏林深吸一口气，说：“爸，妈，给我三个月。”
“三个月？”王秀英抹着眼泪问。
“三个月。如果我能把家里的鸡养出个名堂来，你们就别劝我读书了。如果养砸了，我乖乖回学校，考县一中，考上了砸锅卖铁也去读。”
苏德厚和王秀英对视了一眼。
“你……你打算怎么养？”苏德厚的声音低了下来。
苏林没有立刻回答。
他走到院子中间，转过身，面对着父母和探出头来的妹妹。夕阳的余晖照在他身上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“爸，妈，”他说，声音不大，却每个字都清清楚楚，“我做过一个梦。在那个梦里，我去读了高中，考了大专，去了深圳，打了二十年工，最后……什么都没剩下。大哥伤了腿，梅梅没书读，强子走了歪路，你……你没到五十就走了。”
院子里静得可怕。
“那个梦太长了，长得像一辈子。”苏林的眼眶红了，但他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，“醒来之后，我就在教室里了。我不知道那个梦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但我不想让它变成真的。”
他看向母亲：“妈，我不想看你六十岁头发全白。”
他看向父亲：“爸，我不想你五十岁就走。”
他看向堂屋门口：“梅梅，我不想你初中毕业就辍学。”
他的声音在发抖，但他的眼神很坚定。
“所以，我要换一条路走。可能很难，可能所有人都会笑我，但我不怕。”
王秀英手里的碗“啪”地掉在地上，稀饭洒了一地。她捂着嘴，哭出了声。
苏德厚站在原地，嘴唇哆嗦着，眼眶通红。他想说点什么，但喉咙像是被堵住了。
最后，他只是重重地点了一下头。
苏林笑了，笑得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
那天晚上，苏家的晚饭吃了很久。
红薯稀饭，一碟咸菜，一小碗炒鸡蛋——还是专门给苏林补身体的。
苏林把那碗炒鸡蛋分给了父亲、母亲、苏梅，还有放学回来的弟弟苏强。
苏强不明所以，大口大口地吃着，嘴里还嘟囔：“哥，你今天咋了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”
苏林没理他，低头喝了一口稀饭。
红薯很甜，稀饭很稠，是前世的他再也吃不到的味道。
他在心里默默地说：这一世，我会把所有人都护住。一个都不会少。
窗外，月亮升起来了，照在青石沟的山洼上。
远处有狗叫声，有虫鸣声，有风吹过麦田的声音。
这是1997年的春天。
一切才刚刚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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